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战后70多年来，世界各国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尤其是历史学家们，出于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，全面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，竭力避免人类走进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的历史轮回，一直在探究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的根源、进程、结局和影响，以期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，确保人类的持久和平。因此，从20世纪50、60年代开始，二战史研究便成为学术界的翘楚。

对于欧非一大西洋战场的了解，人们主要依据两本书：一本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的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,该书曾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被誉为“诺贝尔奖史上唯一一部跨越历史学、政治学、文学的旷世经典”;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威廉·夏伊勒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,该书最初于1959年出版，刚一面世就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·罗珀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称赞夏伊勒是将“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”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。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和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对二战时期纳粹德军的对外征战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，但这两本书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，所以可信而不可尽信。

近年来，随着解密文件档案与当事人的回忆录、笔记的大量出现，二战史研究的高潮此起彼伏，学术成果俯拾皆是，新的学术观点异彩纷呈，从而形成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基于此，二战史研究不断汇聚成一座精神与文化的富矿，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充满着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发掘者。另外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，为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这又使得发掘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